商君列传读后感(范例10篇)
2025-12-09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列传读后感 ⬣
《屈原传》这本书是作文班的陈老师送给我的,他希望我能从这本书中收获某些道理,积累成长的精神。我读完这本书后,感觉到屈原的人生既伟大又令人悲叹。
屈原小时候的家境也算富足,吃得饱,穿得暖。无冻馁之苦,家乡秭归,姐姐屈须,父亲伯庸,祖母柳氏。屈原聪颖好学,从小就被人称作过目不忘的小神童。但年岁太小,浑身孩子气,办事毛手毛脚。有一次,小屈原把账簿落于火盆中烧掉了一半,但是小屈原从容镇定,若无其事一字不落的将薄子的账目一一背出。果与实际无一差错,乡亲们都认为小屈原长大后能成为有大志的人,这更引起了小屈原的好学,为他的将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在公元前321年,这一年屈原19岁,秦军犯境,到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楚之西北边境各郡县的百姓与秦军对抗,19岁的屈原学习兵书,训练武艺,成立了平寇队,终于在321年正月十五把秦军驱赶到边境外,一连数月不敢前来骚扰。这一举动得到了楚怀王的赏识,屈原正式进入宫廷。
公元前320年,屈原在兰陵兰台宫认认真真学习宫廷礼仪,忠于职守,修明法度,革除旧制,楚国渐渐走向强大,屈原被封为左徒。到了公元前328年,齐楚准备联合攻打秦国,秦国得知后,派出丞相张仪到楚国破坏齐楚关系,逐出屈原。他先用珍宝买通了楚国的君臣和楚怀王的爱妃郑袖,要他们编造屈原的品质和危险,使楚怀王流放屈原。到达郢都后,张仪向怀王提出优厚的利益与秦国联盟,怀王自然答应,与齐国断绝关系。渐渐的,屈原被楚怀王怀疑,觉得屈原不是一个可以重用的人。在奸臣的造谣诬陷下,楚怀王把屈原流放至汉北边境,刚流放不到一年,楚君就打了败仗。但是怀王还是认为与秦国联盟有好处,一直没有召回屈原。
屈原到了汉北一带徘徊,内心非常复杂痛苦。慢慢地,楚国接连不断的打败仗,变得弱小,成为了七国中最弱的国,但自己又无能为力。这使屈原更加悲痛,创作了《离骚》这篇旷世巨作。楚怀王也意识到屈原的重要性,立马把屈原召回宫廷。在这期间,齐楚又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楚国又逐渐变得强大。
在公元前296年,楚怀王被秦国丞相张仪骗到秦国,被囚禁在那里,抑郁交加,客死秦国。子恒被立为楚王,称为顷襄王,顷襄王却没有发奋图强,报仇雪耻,反而更加忠奸不分,是非不明,根本不打算任用忠诚正直的屈原,在那些奸臣的劝说下,屈原被流放到南方寂寥的荒野。
在流放的那天,乡亲们在街上为屈原送行,风雨中伫立着数千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内心都舍不得屈原。屈原来到洞庭湖,在一间小茅屋住了下来,那时他已是一位62岁的老者。在公元前284年,秦军打入了楚国的首都郢都,楚国马上就要灭亡了。屈原彻底绝望,他想,我以身殉国,希望能引起楚王觉悟,以挽救身亡的楚国。于是,他纵身跃入汨罗江,将一直传续到现在。这个故事也依然令人记忆深刻。
屈原爱国爱民、聪颖好学、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高洁人格,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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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是一个群雄争霸,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众多国家割据天下,其中比较强大的国家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各个诸侯之间互相牵制,争夺霸主地位,在战乱的背景下,涌现出了这样一批人,所谓的“说客”,他们以四处游说为生,劝说各诸侯采取自己的主张和策略,以此来保住自己国家不被吞并,并设法兼并其他国家获取利益。说客自身也获得君主重用,享受荣华富贵。苏秦及其弟弟苏厉、苏代就是说客中的代表人物。
说到权变,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阴谋诡计,其实并不然,在我的理解中,权变应该指的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选择,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苏秦的权变之术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为了分析苏秦,必须得从当时的局势及各国君主的心理开始分析。首先,秦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处在最西边,紧挨秦国的是韩赵魏楚几个国家,燕国和齐国处在东面。韩国和魏国是相对较为弱小的国家,西面受到秦国的威胁,时时面临被秦国侵略的危险,楚国作为秦国最大的忧患,是最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赵国容易受到秦国与齐国两大强国的双面夹击,而距离秦国最为遥远的燕国,受到秦国的威胁最小,唯一担心的是赵国会对它产生不利。可以说各个国家都有其野心与忧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出于利益的联合与对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甚至会决定国家的存亡。而苏秦正是将这一切局势看在眼里,从各国的需求角度出发,来对诸侯进行劝说,达到合纵共同对抗强秦的目的。他首先阐明各个国家所占的优势,再从周围受其他国家牵制的角度,阐述合纵共同对抗秦国的益处,使得各国君主欣然同意合纵,并对苏秦大加赞赏,赐予他高官厚禄。可以说,苏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让各国的君主感觉到苏秦设身处地为本国利益着想,因而能欣然采纳他的建议。
同时,经过仔细的思考,我体味出苏秦不仅有杰出的观察能力与口才,并且极富远见。韩国和魏国作为离秦国最近的两个国家,受到秦国的压迫,作为一般人或许会选择与强秦联合,以此来避免秦国的侵略,但仔细一想,这确实只是权宜之计,就像苏秦所说的那样,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国家也是如此,韩魏为了讨好秦国,必然会采取对秦国割地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和魏国的土地急剧减少,实力大幅度削弱。而秦国兼并的土地增加,实力又提升至新一个层次。韩魏被秦国吞并只是时间的问题。后来腐败的清政府也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不断地给列强割地以求苟延残存,然而列强的'胃口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吞并全部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同样的,解决韩国魏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则是通过与别的国家联合而牵制强秦,从而保住自身。这也是苏秦思考中超过常人的智慧。通过深远的思考与详细的剖析,找出维护不同国家利益的策略,这是苏秦使得众多诸侯对自己的言论信服的原因。
苏秦劝说六国合纵的过程,展现出了他非凡的智慧与深度。可以说,如果上天没有创造苏秦,史卷将彻底被改写。苏秦当年的叱咤风云与雄才大略,将会永远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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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怀石投江之后,屈原便一直为人们传诵至今。先民们专设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个人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至少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屈原以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永世景仰。
屈原之死,感天动地,气贯长虹。
每至端午。每每读到《屈原列传》中“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一句,都要被屈原感动得潸然泪下。不难想像,作为一个“真正直行,竭忠尽智”的忠信之臣,一再被疑谤直至被贬,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国之栋梁,眼看祖国山河破碎而自己却无天之力,这该有多痛苦!在极端痛苦之中,用死来求得永恒的解脱,以死来保护自身的清白,以死来报效祖国,这实在令人同情,令人感动,令世人油然而生敬意。
然而,感动景仰之余,我常会生出一些疑问,死,固然不失为一个保持清白、抗争世事的途径,但这未免夹杂一些懦弱和无奈。当一个人的理想破灭,处于穷途末路之际,死难道就是唯一的最好选择吗?屈原之死,确实悲壮令人感唱。但相形之下,孔夫子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斗志,不更令人景仰吗?人生怎么可能没有挫折?人生怎么可能没有幻灭?一旦遇到巨大灾难,就以死来解脱,不是显得太消极了吗?
屈原之死,对于国家也是有害无益的。在强秦来楚之际死自然可以从此不再为破碎的山河伤神,自然可以求得永恒的宁静,然而,沦亡的民族怎么办?侵略者铁蹄这下的国土怎么办?
我同情屈原,我景仰屈原,我歌颂屈原,但我又不深深地感叹一句:屈原之死,悲哉!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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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更法第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孝公想要变法,征求身边臣子的意见。大夫甘龙和杜挚表示反对,认为官吏和人民都习惯旧法,应依据旧法治理国家。而商鞅则极力支持变法,他认为法律与政策应该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的需要,而不能一味效法古人。秦孝公对于商鞅的说法大为赞赏,决定变法。依据《史记》,新法组织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实行连坐政策,爵位、俸禄都依军功大小而定,奖励耕织生产。法令实行十年,秦国人民十分高兴。路上不会拾取别人的遗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裕。人民勇于替公家作战,而厌恶私人打斗,治安情况有很大好转。变法取得了显着的效果。
商鞅与秦孝公的讨论反映了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验证。庄子认为,万物的量是没有穷尽的,时序是没有止期的,得失是没有一定的,事物的终结和起始也没有定因。因此,世上万物都具有局限性,既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事物,也不存在绝对错误的事物。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是由时间、空间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受限于时间、空间、历史条件。韩非在《五蠹》一章中写道:刑法不过是结合当时人情风俗行事。所以政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措施也要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政事。说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有很多实例可以表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非常重要。减灶与增灶,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却都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将领能够结合具体情况、利用敌人的性格特点。战国时魏将庞涓率兵攻打韩国,齐王派孙膑抵抗庞涓。孙膑利用庞涓的骄傲自大,采用减灶法来麻痹他 。孙膑进入魏国领土后,最初建十万个炉灶,第二次建五万个炉灶,第三次建两万个炉灶。致使庞涓以为齐国军队溃散,率兵追赶,最终中了圈套,被孙膑打败。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计划退兵,又担心司马懿追赶。他利用司马懿谨慎多疑,采用增灶法让司马懿产生疑虑。 命令道:营内一千兵,首日掘两千灶,次日掘三千灶每日退军,增灶而行。致使司马懿误认为蜀军表面退兵,实际在暗中添兵,因此不敢发动攻击,诸葛亮得以安全退军。由此可见,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制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国农民平白无故在树下捡到一只撞死的兔子,就放弃农活,等在树下,希望再捡到兔子,但他没有如愿。他不懂得变通、一味因循守旧,是注定要失败的。
尽管《商君书更法第一》中讲述的事件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其中商鞅倡导的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提倡学习美国,但是美国与中国存在着历史、社会背景、发展状况等各方面的差异,适用于美国的政策未必全部适用于中国。只有对于中国的境况进行透彻的了解与分析,才能制定出最适合中国发展的政策。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如今社会竞争压力大,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一技之长。有一些家长看到别人孩子学什么就让自己孩子学什么,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一个孩子都具有独特的天赋,家长应该根据自己孩子的天赋,寻找到适合他学习的东西。一味的顺应大流,对于孩子的发展是没有裨益的。
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学生的特长与弱点各不相同。有的人适合学文科,有的人适合学理科;有的人适合学代数,有的人适合学几何;有的人适合死记硬背,有的人适合理解性背诵;有的人适合在早晨学习,有的人适合在晚上学习。每名学生应该结合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科目和学习方法。
总而言之,当今是一个技术进步快、环境变化大的时代,认真领会《商君书更法第一》中阐述的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对于我们的工作与生活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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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
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
”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钱,本身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土块当做“钱”来换吃换喝的,那么现在的土块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儿了,当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况且为富不一定就是不讲仁义的人,正所谓国富民强,同样的道理,家富了亲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负。骨干不是穷人的专有名词。致富是一种技能。叛徒是高尚的吗?
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袖清风,只是说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个骂名。在生财之道这个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
现在的我们一无所有,靠的是父母资助,上大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烦恼于明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也钻到钱眼里了,试问,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抱着书本去呼喊越穷越光荣吗?
我不是拜金主义者,我不会忘记我的责任。但是,我们应该正视钱的问题。追求财富不是可耻的事,付出劳动应该得到回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尽责的基础是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凭什么来让自己的亲人在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无忧无虑?
读了司马迁《史记》名篇《货殖列传》后,深深佩服于子长先生对于发展经济社会的远见卓识。
“货殖”古代指经营商业和工矿业,我认为司马迁所说的货殖含义更广,包括发展经济各项产业的全部(物质文明),文中发展一二三产事例诸多,兹不赘述。我非常赞同司马迁关于发展商品生产的观点,这和我国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一样的,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连天花的思想教育都是空中楼阁。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不富裕,说话办事少人听,少人信,少力度,少人干,甚至没人追寻。
就一个国家而言,国力不强,后劲有可能受到冲击,发展经济是要牢记。
如何发展经济和社会,本文首先指出当权者要管好国家。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意思是说:“(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我的理解就是就是顺其自然,按其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的发展要求,按照法制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盘剥和压榨人民。
当前的提法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和以德执国。这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提出来应该是多么多么的超前呀!
其次,深刻论证了经济发展的正负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经济的问题。用姜太公吕望、管仲的事例说明了发展经济可以富国强民(“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意思是说:
“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用“《周书》曰: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理论论证了不发展经济就会民生凋敝、国家衰败。
再次,提出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效益?指出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用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即: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指出了在发展市场经济“故善者因之”的同时,还要宏观调控,设“设轻重九府”(物价、工商)等管理部门打击那些囤积居奇、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哄抬**等扰乱市场,伤害消费者的行为。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安居乐业。“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当时,司马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和有益研究,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伟博大精深的经济学家。
当然,文中提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我不是非常赞同,他和孟子“温饱思淫欲”我也不敢苟同的观点有些冲突。因为物质财富可以促进精神财富,但它永远不能取代精神财富。
纵观历史上为富不仁的人太多了,富贵慈善家也不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也有不少。所以,我们要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就要像邓小平提出的那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对国家来说,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抓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让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做好工作,提高修养,为社会作出贡献,树立好榜样。
以上所言,牵强附会、浅尝辄止之处颇多,请大家海涵。
本文中,司马迁记述了不同人致富的手段,得出“致富并不是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财货,没有本领的人会破败家财”的结论。
太史公说,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精神淳化。因此,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不学习,我们就要追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攮攮,皆为利往。
司马迁还不断强调财富对治国的重要性。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
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这验证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读到这里,飞絮的思想让我想起了扶涛教授的话:要学好经济学,就必须放下道德的枷锁。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试图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只有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福利才能最大化。
在社会上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商家是否这么认为?我们恨**,可又拼命地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可又拼命地往高薪单位里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却忙着找关系。简言之,我们痛恨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要自己处于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自我批评。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里,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人情冷漠,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法制完善的脚步必须赶得上人类道德下滑的速度,这样才能抑制负能量阻止人类的进步。
随着分工明确化,管理科学规范化,人类劳动率不断提高,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财富归功于企业家和资本家。古代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劳动和土地具有较高的丰裕度,创造的财富远远少于现在。所以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这四个生产要素中,只有资本和企业家才能才是真正推动财富的创造。
正如历史才是英雄创造的。
明白创造财富的方法,也要知道如何分配剩余的财富。这需要**寻找完善的分配制度和监管制度体系。这样社会福利和人民幸福指数才提高。因为高的 gdp 不一定能带来高的社会福利水平。
经过一年的学习,能逐渐理解经济学。我的理解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和劳务,并且将这些商品和劳务分配与不同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能让我更理解生活,虽然有些理论不切合实际,但是那些理论隐藏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才是你的生存法宝。
大学是加油站,要使以后的你走得更远更快,必须加更多油,我们都是路过加油站的车辆,付出的金钱和时间是为了能带走油。路过后,在蓦然回首之际,摸着均匀跳动的脉搏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羞耻,我想,这样的人生也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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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尝君这个人,养士而不用,以名声而自喜。
食客三千,尽是鸡鸣狗盗之徒。对他有帮助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魏子,可惜被他罢免了;一个是冯諼,关于他的'故事就很多了,替孟尝君赢得薛里的民心,又为孟尝君奔走复位。
一视同仁固然很好,可真正的贤人又怎肯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
有这么一段描述,“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读之悚然,小肚鸡肠至此,而其养客养了些什么人,由此可见一二。
太史公说过薛地,多强暴之人,问其故,言孟尝君召天下豪客,奸邪之人六万家至薛地。
孟尝君养客,只是为了名声而已,并不是为了用人,贤者不去,也是理所应当。
后来孟尝君死,诸子争立,被灭了族。这点很有趣,想是孟尝君养客以自重,名为养客实为蓄兵,为君王所忌惮,最终招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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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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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列传 白话文翻译
商君,是卫国的庶出公子之一,名叫鞅,姓公孙氏,他的祖先原本姓姬。公孙鞅年少时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事奉魏国相国公叔座,担任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很有才干,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正巧遇上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来探望他,说:“您得病,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座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然不大,却身怀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全部国政都交付给他,让他去治理。”魏惠王听了以后沉默无语。当魏惠王打算离去时,公叔座屏退两旁的随侍人员,说:“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他走出国境。”魏王一口应承之后就离去了。公叔座召来公孙鞅,对他说:“今日大王询问可以担任相国的人选,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知道他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应当先忠于国君,然后才考虑臣下的立场,便对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应该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可以赶紧离开了,否则的话,马上就要被逮捕了。”公孙鞅说:“大王既然不采纳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采纳您的话来杀我呢?”结果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离开后,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病得很严重,真让人悲伤啊,他想要我把国政全部交付给公孙鞅掌管,这岂不是很煳涂!”
公叔座死后不久,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中下令寻求有才能的人,准备重建秦缪公时代的霸业,向东要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他就西行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秦孝公立即召见卫鞅,同他说了很长时间的政事,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没有听进去。谈完后秦孝公对景监发怒,说:“你的那位客人只是一个无知狂妄的人而已,这种人哪里配被任用!”景监又用秦孝公的话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等五帝的治国之道来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啊。”过了五天之后,景监又向秦孝公请求召见卫鞅。卫鞅再次觐见秦孝公,所说的治国之道比前一次更多,然而还是不合秦孝公的心意。谈完后秦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国之道劝说大王,但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次召见我。”卫鞅再一次觐见秦孝公,孝公对卫鞅很友好,可是没有任用他。谈完后卫鞅离去了,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那位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交谈了。”景监告诉卫鞅,卫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劝说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如果再召见我,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于是卫鞅果然再次见到了秦孝公,孝公与他谈得非常投机,膝盖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往前挪动。谈了好几天也没有满足。景监对卫鞅说:“您依据什么掌握了大王的心意?我们国君非常高兴。”卫鞅回答说:“我用帝王之道创建了夏、商、周那样的盛世来劝说国君,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无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就能名扬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就用强国之术来劝说他,他才大为高兴。但是,这样就难以与殷、周的德治相媲美了。”
商君,选自《东周列国志》
秦孝公任用卫鞅后不久,卫鞅打算变更法度,但秦孝公担心天下人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名,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谋划者,必定会被普通人讥讽。愚蠢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都感到困惑,聪明的人可以预见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能与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但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如果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袭旧的成法;如果能够使百姓获利,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秦孝公说:“讲得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把国家治理好。依照民俗进行施教,不费力气就会成功;根据成法治理国家,就能使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卫鞅说:“甘龙所说的言论,是凡夫俗子的说法。常人安于旧有的习俗,学者局限于书本上的见闻。任用这两种人为官,奉公守法还是可以的,但不能与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变革。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能够使天下统一,五霸的法制不同而都能各自称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受到法度的制约;贤能的人更改礼制,无能的人拘泥于旧有的礼制。”杜挚说:“不能达到百倍的利益,就无法改变成法;没有起到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器具。效仿成法不会产生过失,遵循旧礼不会造成偏差。”卫鞅说:“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国家有利的就不必仿效旧的法度。所以商汤、周武不沿袭旧的法度而能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更改旧的礼制而导致亡国。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可以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秦孝公说:“讲得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更成法的命令。
卫鞅下令把百姓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让他们互相监督检举,实行连坐,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给予与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藏匿奸恶者给予与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一家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立门户的,赋税加倍。有军功的人,按规定接受更高的爵位;因为私事斗殴的,根据情节的轻重分别受到大小不同的刑罚。努力进行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从事工商业及因为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及其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宗室中没有军功的,不得记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的爵位等级,按各等级的差别占有土地、住宅,家臣奴婢的数量、衣着服饰,也按各家爵位等级秩序享用。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尽管非常富有也没有能够炫耀的地方。
新法已经准备就绪,但还没公布,担心百姓不相信,于是卫鞅命人在都城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能够把木头搬到北门的百姓,赏赐十金。百姓们认为这件事非常怪异,没人敢行动。于是卫鞅再次宣布说:“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赐五十金。”有一个人搬走了木头,立即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没有欺诈。事后就颁布了新的法令。
新法令在民间实行了一年,来秦国国都说新法不适宜的老百姓的人数要以千来计算。正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卫鞅说:“新法实行得不顺利,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法令。”打算依据法令惩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于是对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处以刑罚,在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第二天,秦国的百姓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实行新法令十年以后,秦国的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捡得他人遗失的东西占为己有,山林里没有土匪山贼,家家富裕,人人满足。百姓都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私人斗殴,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都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令不适宜的秦国百姓如今都说法令适宜了,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移到边疆居住。此后,百姓中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法令了。
于是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大良造。他率领军队围攻魏国的安邑,迫使安邑投降。过了三年,秦国在咸阳大兴土木,建筑宫廷、城阙,把国都从雍邑迁往咸阳。然后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居住在一户之内。把零星的小乡、小镇、小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共计合并了三十一个县。整治田地,重新聚土作为标志,划分纵横交错的田塍为界线,从而使赋税征收整齐划一。统一全国斗桶、权衡、丈尺的标准。第二次新法实行了四年,公子虔再次触犯新法,被判处劓刑。过了五年,秦国变得富裕、强大,周天子把祭肉赐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
第二年,齐国的军队在马陵打败了魏国的军队,俘获了魏太子申,杀死了将军庞涓。又过了一年,卫鞅劝说秦孝公说:“秦国和魏国的关系,就如同人得了心腹疾病,不是魏国兼并了秦国,就是秦国吞并了魏国。什么原因呢?魏国地处崇山峻岭的西面,都城在安邑,与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了崤山以东的地利。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就会向西进犯秦国,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就向东扩展领地。如今凭借大王的贤能圣明,秦国得以繁荣昌盛。而魏国去年被齐国打得大败,诸侯们纷纷背叛了它,可以趁这个机会攻打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国,必定会向东撤退。一旦它向东撤退,秦国就占据了黄河和华山的险要地势,向东可以控制诸侯各国,这可是千秋帝王伟业。”秦孝公认为很对,派遣卫鞅率领军队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击秦军。两军相遇对峙,卫鞅派人给魏军的将领公子卬送来一封信,写道:“我当初与公子相交甚好,如今你我同为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伐,是否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缔结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后各自撤兵,使秦国和魏国都相安无事。”魏公子卬认为卫鞅说的对。两人订立了盟约,然后设宴饮酒,然而卫鞅事先埋伏下的穿着盔甲的武士突然袭击并俘虏了魏公子卬,趁机攻打他的军队,将魏国军队彻底打败后,押着公子卬班师回国。魏惠王的军队因为多次被齐国、秦国打败,致使国内空虚,魏国一天比一天衰弱了,魏惠王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地区献给秦国,以求得和解。魏国于是撤离安邑,迁都大梁。魏惠王说:“我真后悔当初没有采纳公叔座的建议。”卫鞅打败魏军回来以后,秦孝公把于、商一带的十五个邑封给了他,封号是商君。
商君辅佐秦孝公十年,公室贵族中有很多人都怨恨他。赵良去见商君。商君说:“我能见到您,是经由孟兰皋的介绍,现在我请求与您结交,可以吗?”赵良回答说:“我不敢奢望。孔子说过:‘推荐贤能,受到拥戴的人才会进用;收罗不肖之徒,即使成就了王业的人也会引退。’我没有什么才能,所以不敢从命。我听到过这样的话:‘不该拥有的地位而去占据它叫作贪位,不该享有的名声而去享有它叫作贪名。’我如果接受了您的情谊,我恐怕就成了既贪图地位,又贪图名声的人了。所以不敢从命。”商鞅说:“您对我这样治理秦国感到很不高兴吗?”赵良说:“能够听取别人的反对意见叫作聪,能够自我反省叫作明,能够克制自我叫作强。虞舜曾说过:‘自我谦虚的人就能被人尊重了。’您不如遵循虞舜之道,那就没有必要问我了。”商君说:“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相同,父子之间没有区分不同,男女老少同室居住。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旧俗陈规,制定男女的区别,分居而住,修建了很多悬示政教法令的门阙,把秦国营建如同鲁国、卫国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相比,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毛贵重,一千个人随声附和比不上一个士人的直言争辩。周武王因为允许大臣们直言争辩而使国家昌盛,商纣王因不喜好大臣进谏而使国家灭亡。如果您不认为周武王的做法是错的,那么,请允许我始终直言而不受责难,可以吗?”商君说:“常言是这么说,表面上动听的话就好比是花朵,直言不讳的话就如同果实,听来逆耳的话就好比良药,谄媚奉承的话就如同疾病。您果真肯始终正义直言,那便是我的治病良药。我将以您为师,您又何必拒绝与我结交呢!”
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原本是楚国偏远之地的乡下人。听说秦缪公十分贤明,就想去当面拜见,但是却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卖给秦国的客商,穿着粗布短衣喂牛。经过一年之后,秦缪公知道了这件事,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上来,让他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在他担任秦相的六七年时间里,向东讨伐过郑国,三次拥立晋国的君主,一次出兵挽救楚国。在境内发布政教,施行德化,连巴国都前来进献贡品;对诸侯施性德政,连四面八方的少数民族都前来臣服。由余听到这种情形,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担任秦相时,即使很疲劳也不坐车,即使酷暑炎热也不打伞,在国内巡行,不用随从的车辆,也不携带武装防卫,他的功名载于史册,保存在府库中,他的德行教化流传到后代。五羖大夫去世时,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小孩子们都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因为悲哀而发不出相应的呼声。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当初您得以进见秦君,是通过宠臣景监的引荐,这就说不上是成名的正道了。辅佐秦君,却不为百姓造福,反而大规模地建造宫阙,这就说不上是为国家创建功业的举动。对太子的老师处以刑罚和黥刑,用严刑酷发残害平民百姓,这是在积累怨恨,酝酿祸患。教化百姓要用法令命令百姓更加能够深入人心,百姓模仿上边的行为执行法令更为迅速。如今您却违背情理来创建权威,改变法制,这不是用来教化百姓的办法。您同时又在封地中面朝南方自称寡人,每天都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诗经》上说:‘看那鼠都懂得礼貌,人反而没有礼仪;人既然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死呢!’用诗句中的话来评价您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算是能够长寿的行为。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了祝欢,并且以黥刑惩处了公孙贾。《诗》上说:‘得到人心的就会兴旺发达,失掉人心的就会衰弱灭亡。’这几件事,都是不得人心的。您一出门,后边跟随了几十辆车子,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做陪乘,手持长戟的武士紧靠您的车子快速地行走。这些防卫措施缺少一种,您就坚决不出行。《书》上说:‘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暴力的灭亡。’您的处境已经危险到了好比早晨的露水的地步了,很快就会消亡,您还想要延年益寿吗?那为什么不把十五个封邑归还给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自耕自种,劝说秦君重用那些隐居在山林的贤士,赡养老人,抚恤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据功劳晋升爵位,尊崇有德行的人,这样才可以稍微求得平安。您如果仍然要贪图商、于的财富,认为独揽秦国的政教才是荣宠,继续激发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君去世而不再当朝,秦国用以拘捕您的罪名难道能少吗?您的死期指日可待了。”但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m.wEi508.cOM
五个月以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这帮人告发商君要谋反,国君就派人去逮捕商君。商君逃到边境关口,打算住旅店。旅店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规定:住店的人如果没有通行证件而被店主留宿的话,店主要连带判罪。”商君长叹一声说:“唉,制定新法的弊病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于是离开秦国,逃到了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使魏军惨败,拒绝接纳他。商君打算逃到别的国家。而魏国人却说:“商君,是秦国的逃犯。秦国强大,而它的逃犯跑到魏国来,不把他遣送回去,是不行的。”于是把商君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后,就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和他的部属调动邑中的士兵,向北攻打郑国谋求生路。秦国派遣军队攻打商君,在郑国的黾池杀死了他。秦惠王把商君车裂以示众,说:“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于是又诛杀了商君全族。
太史公说:商君,是个天性残暴寡恩的人。考察他起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来求取他的信任,只不过是一时的虚饰浮说,并不是他的本性。况且通过国君的宠臣推荐,等到取得信任后,就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卬,不听从赵良的规劝,都可以充分证明商君残暴寡恩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著作,其内容与他本人的行为处事非常相似。他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了谋反的恶名,是有内在原因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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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
《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录入《史记.
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着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
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着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子-五蠹》篇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着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着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家族。法家作品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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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这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笔下的名句。
屈原是战国时期武王的后代。他品德高尚,政治理想远大。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在理想破灭后,屈原不愿随波逐流,宁可舍生取义,毅然赴死,把理想和人格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以死来体现生命的意志和尊严。
屈原满腹经纶,官至左徒,太史公这样形容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当诸侯,王甚任之。意思就是说他见闻广博,记忆力强,通晓治国之道,擅长于应对事物,内可以与王商量国家大事,决策千里;外可以接待宾客,应对诸侯。
楚王非常信任屈原,可见屈原的才华并不一般。
《离骚》乃屈原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充满奇特的幻想,折射出非比寻常的人生经历,政治理想和心灵创痛。
纵使怀有满腹经纶,远大抱负,也抵不过楚王的昏庸无道,小人的嫉妒谗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被怀王疏远!
可是屈原依然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流放之际,悲痛之余,屈平只有寄愁苦于万水千山,留下千古佳作无数。是历史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造就了历史?
怀王因不听屈原的劝告而遇害,虽然屈原一直向怀王之子顷襄王表明自己的志向,可惜屈原没有被重用,顷襄王听信子兰的谗言,放逐原。理想破灭,汉奸掌权,国家濒临灭亡,屈原绝望。“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之死,“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举国上下哭声一片。我觉得屈原的思想太过古板,不会变通,为什么不如渔父所言那样: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醴?何故深思而高举,自令放为?如果他不能融入腐败和黑暗的社会,他注定会死。
为什么屈原不能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隐居田园,远离世俗,享受天伦。他的经验不足以使他为社会而死吗?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也许屈原还是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但他一定要死守这个理想吗?他可以效仿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屈原的才华和声誉一定会被其它国家重用的,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贾生在《吊屈原赋》中所云:
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令若是。难道是觉得耻辱吗?就让我们走近司马迁,他为了替李陵辩解而被处以极刑---宫刑,可是太史公忍辱负重,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屈原啊屈原,你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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